阳明心学兴盛原因探析
陈寒鸣
明代中后叶，阳明心学兴起，并成为整个中晚明影响十分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思潮。这无疑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阳明心学所以兴起并蔚然成潮，固然是儒家学说思想逻辑发展的结果，但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。先就前者言之，南宋朱熹以“天理”论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十分精致的理学思想体系。他讲求“格物致知”、泛观博览，虽有益于知识累积，却亦难免过重读书考索之弊，诚如章学诚所说：“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、寓约礼于博文，其事繁而密，其功实而难。”（1）与之并时的陆九渊已斥其“支离”。陆氏为学主张“尊德性”、“发明本心”、“先立乎其大”，直指人心，以求顿悟，对纠正朱学之弊自有裨益，故由宋而至元，“和会朱陆”乃成潜生暗长的思潮。元明之际学者多受之影响，故而洪武学术颇显生动活泼气象。但永乐独尊程朱，诏颁《四书大全》、《五经大全》、《性理大全》，将朱学著为功令，遂使读书求仕之人不得不拜倒在朱熹脚下：“世之治举业者，以《四书》为先务，视六经为可缓，以言《诗》，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；以言《礼》，非朱子之《家礼》弗敢行也。推而言之，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非朱子所授，则朱子所与也。言不合朱子，率鸣鼓而攻。”（2）迨至明代中叶，凡有不合于朱学之言者尽遭申斥。如据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九十九记，太仆寺亟陈云章进奏所著《书传疏》六秩、《大学疑》一秩、《中庸疑》一秩、《夜思录》一秩，嘉靖帝览之怒曰：“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经传，先儒俱有言论。我祖宗已表章颁示天下，迩时造邪说者又有旨禁约。云章辄敢剽窃谬言，淆乱经传，何狂诞若此！所进《书传疏》，礼部姑收看；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疑，《夜思录》，即毁之。有踵此者，罪毋赦。”
朱学既成为神圣不可改易的官学，学者也就只能奉程朱为极致，谨守朱学矩镬，极尽推崇而不敢稍有逾越，如薛瑄谓：“《四书集注》、《章句》、《或问》，皆朱子萃群贤之言议，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，至广至大，至精至密，发挥先圣贤之心，殆无余蕴，学者但当依朱子，精思熟读，循序渐进。”（3）在朱学独尊的情况下，认为道理已被朱熹说尽实是一种流行观念。这种独断观念表明朱学已丧失了进一步发展更新的张力，故而欲求儒学发展便需另辟新路。陈献章（1428-----1500年）早年锐意科举，后绝意仕宦而迫求学术，并将“作圣”当作为学的根本目的。他针对朱学的“穷理”，针对汉、唐以来的训诂、辞章、科举之文而提出圣学在于“人心”，“圣朝仿古设学立师以教天下，师者传此也，学者学此也”（4）。他又慨叹世之学者蒙昧而不知觉悟，“眼前朋友可以论学者几人，其失在于不自觉耳”（5），遂提倡“贵疑”：“前辈谓学贵知疑。小疑则小进，大疑则大进。疑者，觉悟之几也。一番觉悟，一番长进。”（6）他所称引的这位“前辈”正是陆九渊，陆氏曾告诚弟子“为学贵知疑，疑则有进”（7），“小疑则小进，大疑则大进”（8）。陈献章一反崇朱的时论，认为濂、洛的学脉是“主静”、“主一”，继承这个学统的是陆九渊而非朱熹：“周子《太极图说》‘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。问者曰：圣可学欤？曰：可。孰为要？曰：一为要，一者无欲也’。二程之得于周子也，朱子不言有象山也。此予之狂言也。”（9）自谓“狂言”，这是陈献章在朱学独尊的情况下使用的遁辞，其实正表明其思想已背离朱学领域而进入陆学藩篱。
与陈献章大体同时的朱学家程敏政亦在朱学极盛时代，感觉到了时弊，深忧“近世学者类未探朱子之学及其所学肯綮所在，口诵手录，铝研训释，只徒曰我学朱子云尔”（10）。他与那些拘守门户的朱学学者不同，能以超越心态看待朱、陆两家之学，提出朱、陆“早异晚同”论，指出：
宇宙之间，道一而已。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其在人则为性而具于心。心岂有二哉？惟其蔽于形气之私，而后有性而非其性者，故圣门之教在于复性。复性之本则不过收其放心焉耳。颜之四勿，曾之三省，与子思之尊德性、道问学，孟子之先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夺，其言凿乎如出一口，诚以心不在焉，则无以为穷理之地，而望其尽性以至于命哉！中古以来，去圣益远。老、佛兴，而以忘言绝物为高；训诂行，而以讲析偏缀为工；词章胜，而以哗世取宠为得：由是心学晦而不明，几焉不行。虽以董、韩大儒尚敞于此，而亦何觊其他哉？子周子生于千载之下，始阐心性之微旨，推体用之极功，上续孟氏之正传，而程子实亲承之，其言曰“圣贤千言万语，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，使反复入身来，自能寻向上去，下学而上达也”。此言之切要，意之诚恳，所望何学者何如？而卒未有嗣其统者。于是朱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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